那年的冬天一点儿都不冷

打儿时记事起，50多年来，我感到35年前的那个冬季最温暖，它开启了我们这一茬儿莘莘学子人生的春天。

1977年12月初，我从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，顿感周身的血液在沸腾。于是，踩着铺满一层薄雪的乡间小道，我同村里10多位初、高中毕业生一起，去公社报名参加高考。雪花似柔软的绵羊绒毯，我感到脚底乃至全身特别暖和。严寒的冬季就要过去了，大地回春的趋势是任何人都难以阻挡的。

路上，同伴们给我参谋：在村小学只读过两年“戴帽初中”的我，历史、地理没学过，物理、化学（那时叫《工业基础知识》）学过没几页，报理科压根儿没门儿。可我自学过历史、地理，报文科还凑合。

对填报志愿一知半解的公社文教助理对考生讲：一是报文科还是理科，考生自己不要填，县招办一看你报的学校、专业就知道你报啥科。二是中专录取不分文理科，文科、理科考生一视同仁。我知道自己罐儿里装着几粒米，大学没敢报，只在中专一栏里填报了中牟农业学校。

报过名后，踏着夕阳的余晖，匆匆赶回家，我从邻居家借来当时的高中课本，从此开始了挑灯夜战。

12月8日那天，听说公社高中教师义务给考生辅导一个下午，我和伙伴们急忙放下锄头往公社跑，一个个跑得满头大汗。数学辅导，听了一会儿，什么“Lg”、“Sin”，我根本听不懂，只得悄悄溜走。公社大礼堂里，我初中时的班主任申本权老师（他当时在公社高中任教）站在桌子上辅导语文。尽管没有黑板，凭嘴辅导，周围仍水泄不通，挤着一层又一层考生。我远远地望着申老师，努力睁大眼睛，支着耳朵听讲。天色渐渐昏黄，申老师嘱咐考生：“同学们，哪怕农活儿再忙，我劝你们也要挤空儿写好两篇作文。一篇是《当我听到毛主席纪念堂建成的时候》，另一篇是《读叶帅＜攻关诗＞有感》。”我在水库工地曾当过业余通讯员，写作是我的强项。当天夜里，点上煤油灯，我一口气拉出了这两篇作文的初稿。

翌日下午，我来到公社高中领准考证并认考场。接过准考证，我傻眼了。上写“报考类别：理科”。我找到考点主考，他解释道：“你报中牟农校，该校只招理科考生，县招办把你列为理科类考生，没错儿。”我说：“我一直复习的是文科。再说，我没有上过一天高中，高中数理化几乎一窍不通。”主考很同情我，说：“我们今天下午就把你的情况汇报给县招办，看看能否把你调为文科。你把照片留下几张。”又挠挠头说，“不知能否调成？今天晚上你赶紧复习理、化。临阵磨枪，能考几分是几分。”晚上，我连忙找来理化课本，逼着自己把一些基础知识和公式死记硬背下来。次日晓雾未散，我吃了碗剩饭，抄小路往考点赶。找到主考，他微笑着说：“不赖，不赖！县招办已同意你改考文科，办正式准考证来不及了，给你发个临时准考证，原先发的理科准考证收回。”

接过沉甸甸的临时准考证，凝望考点那大红横幅上醒目的大字“欢迎您，亲爱的考生”，我的眼眶湿润了。我，一个连上高中的机会都没有的山娃子，一夜之间跻身于“亲爱的”“您”的行列，怎能不热泪盈眶？

我永远不会忘记，这一天是1977年12月10日。

噙泪走进庄严、神圣的考场。第一场考语文，作文题目：我的心飞向了毛主席纪念堂。这是我考前就写过的作文，文字似春日里的潺潺小溪从脑海汩汩流出，流淌在圣洁的高考试卷上。考场里，我第一个交了卷。接下来两天时间，我都是最早交卷。临场经验不足的我，误认为出场早肯定能加分。不过，考数学我是万般无奈才早离考场，没有作一道题。奇形怪状的数学符号，对我来说无异于天书。

高考评卷结束，我所在大队（现改为行政村）接到通知，有3名考生，成绩初选合格，将参加体检。通知上没有我的名字。我像挨了闷棍，一下子蹲在石头上，半天起不来。两天后，当我慢慢从落榜的悲痛中走出来的时候，公社文教助理通知我带着准考证赶快去一趟。他告诉我：“咱县有一名初选合格的考生，表上没有他的名字，但根据其考号，可断定是咱贾峪公社的考生，你把准考证拿出来对照一下，看看是不是你？”一对照，谢天谢地，与我临时准考证上的考号完全一致！但由于我的成绩只是刚过初选线，没过录取线，因而落榜了。

1978年全国普通高招考试准考证

名落孙山，但我没有气馁、消沉。因为我深知，我们敬爱的祖国已拨正了前进的航向，大学校门永远向有志青年敞开着。1978年“五一”过后，我这个仅有初中学历，已失学6年的农民来到公社高中复习，开始了一生中仅有两个月的高中生活，并于7月上旬参加了高考。本想得高分的语文，因为一篇30分的缩写超过了规定的字数被判0分使得语文总分只有48分，而数学我原定目标为10分，却考了38分。不久，我被省城一所大学的理科专业录取。人生的花朵绚丽开放，向我散发出醉人的芳香。

　 自此年年岁岁，只要想起1977年的冬季，我都会感到浑身热乎乎的，充满对党的感激之情，充满激情、信心和力量。　　

刊登于2012年11月27日《教育时报》四版